教化与经济 中
同时，农业也在不断发展。
明朝中期开始，一年二熟的水稻——春花作物轮作技术，开始在江南推广。至清朝中期，已经推广到整个江南地区。
现在有个流行的说法，叫“内卷化”，认为在农业时代后期（明清），随着人口的增多，人均土地减少，通过精耕细作，对土地增加的投入，与得到的收益不成正比。但这个理论并不适用于现实中的中国。
明清时期的农业技术提升和精耕细作的进一步发展，带来的是更高的效率，同时把更多的劳动力从田地中解放出来。按现代学者计算，相对于技术尚不成熟的明朝后期，到清朝中期，每个劳动力每工作日的产值，从1.7斗提升到了2.1斗，提升大约23%，扣除生产成本，每个劳动力每工作日的产值，提升可以达到40%（《“男耕女织”与“妇女半边天”角色的形成：明清江南农家妇女劳动问题探讨之二》）。
更多的劳动力也随之可以从事其他生产。在明末，4~5个农民充分就业，多出来的产出，才能养活另一个劳动者。而清朝中期，1~2个人就可以了。（《明清时代农业中等级性雇佣劳动向非等级雇佣劳动的过渡》）
（内卷化是观察爪哇岛农业总结出来的，用以论证中国的停滞——和上面黑格尔那些一样，对论证中国的停滞特别执着……
且不说爪哇岛跟中国到底有多少共同点，人家原本那个观察结果，反而是精耕细作并没有导致爪哇的技术停滞和收入下降。结果论证到中国头上，这个概念居然凭空反过来了。而最后，居然还火了，在各种完全不相关的领域被人滥用。
回头一看，这整个事都莫名其妙的……）
农业和棉纺织业，共同发展，互相推动，最后实现了新的分工模式。
原有的工作模式，是农忙时，农夫农妇一起下田劳动。农闲时（一熟制下，可以长达半年），农夫农妇又一起从事手工业。
而技术发展起来之后，是农夫一直都在种田，农妇一直都在纺织了。双方当然也会参与一些辅助劳动，比如农忙的时候妇人会帮忙处置一些轻体力劳动，农闲的时候（两熟制也有农闲）农夫会帮忙给纺织打下手。但整体上，从明朝中后期开始，职业化的趋势已经很明显了。
而且，职业化的程度，和发展水平似乎是成正比的。
农业方面，雇佣劳动和专业技术工匠的比例在增加，一些人不再从事整套田间劳动，而是专门负责某一方面，进而成为了专门负责水利、专门提供畜力之类的承包工匠。
纺织业也是如此。更高的专业化、严密的分工和高度的商品化，是相辅相成的。一般来说，纺纱者从供应商（花行）处购买原棉，将成品纱卖给中介（纱店），纱店再卖给织布者，织布者按照加工商（布号）的质量标准和布料送达时间来规划生产，将成品送交各主要产布村落中的布号分号，再汇集棉布送交城市中的染色、踹压工坊，完成最后的加工。每一步都有专门的人来进行。
而棉纺织的生产效率也在提高，尤其对于妇女而言。现代学者计算发现，在清朝中后期，一个从事棉纺织的妇女，每个劳动日的平均收入，已经达到了农夫日收入的80%。而如果从事农业，即使在20世纪，也只能达到30%~60%。因此，妇女也纷纷退出田地耕作，专业从事纺织。
到乾隆后期，农家妇女已经完全脱离耕种，连车水、送饭这种辅助工作，都不再参与，整日就在织机上忙碌，甚至有人白天都嫌不够，要通宵达旦，加班加点工作。
太平天国与清军的战争，对江南造成了很大破坏，人口也减少了。战后，妇女开始参与种植棉花之类的工作。不过整体上，依然是以纺织为核心，而且也有个恢复的过程。
这种情况下，才算是真正形成了“男耕女织”的局面。它不是小农经济保守落后的产物，反而是技术进步和商业发展的结果。也不是人口增长、社会停滞所致，是为了更高效地生产而主动进行的分工。
（当然，男女都去当织工也是很常见的。男性到底当织工还是当农夫赚钱，可能得看具体情况。比如当地的肥沃程度和自己哪方面技术更强等，不好一概而论。）
到清朝后期，从事耕作的农夫，每年工作大约305天左右。而从事棉纺织业的农妇，平均一年有200多天在织机上工作。这个时间长度，已经比较“职业化”了。（《江南土布史》）
（同样对比之前那个人民公社时期数据，作为理想标准参考，人民公社时期，农村妇女参加农田劳动，一年工作约250天）
为了对比，研究者还找了人民公社时期，松江县妇女的劳动报酬记录，作为对比。这个时期，人们极为重视妇女的社会、经济地位，追求男女在生产力上的平等，要求同工同酬，因此可以当做一个标杆来对比。而在这种条件下，从事相同农业生产的妇女，每日报酬也只能达到男子的
清朝那个数据是纺织业和农业的跨行业对比，所以这个比较不太公平。不过这个也只是为了参考一下，因为那时候的职业也单一的多。和作为农业社会基干的男性农民对比，大概能看出收入的相对水平。
而考虑全年收入的话，按当代研究者计算，工作200天的报酬换算成粮食，可以供1.5个丁壮吃一年。如果为了生计所迫，拼命加班，一年工作360天，则可以供养2.8个人。
乾隆时期，清朝人自己的说法，也是如此。按当时官员奏折里的记录，纺织从业者“一人一日之力，其能者可食三人，次亦可食二人。”
在布价比较高的时候，织妇的收入甚至比农夫都高。在贸易兴盛期，双方都干满全年的情况下，受雇织布的妇女，工资能比从事农耕的长工高出
纺织业的发展，吸引了大量劳动力。
明朝后期，棉纺织业在江南已经相当繁荣。明末，江南纺织业的产值已经达到了总体经济的七成以上，一些原本不适合耕种粮食的地区也变得富足起来。
利玛窦记录说，上海县城和郊区，30万人口中，有20万人从事纺织。几乎全县的劳动力都投入了这个产业。葡萄牙传教士鲁德昭记录，当时上海周边有棉织机20万台，仅此一县每年向皇帝缴纳的赋税，就相当于45万杜卡特。棉纺织业的发展使得上海成为新的手工业与贸易中心，万历年间就已经十分出名，号称“小苏州”。
（不过苏州主要是丝织业，因为这时候丝织业主要以繁华的大城市为中心。明朝后期世界真正的棉纺织中心还不在中国，而在印度。
只1684年，印度就向欧洲出口了上百万件棉布服装。莫卧儿帝国控制了全世界1/4的纺织品贸易，孟加拉和孟买应该才是当时最大的棉纺织中心。其实硬要起外号的话，应该叫“小孟买”才对）
而按现代学者的计算，明代后期有至少170~340万妇女从事纺织，每年产出棉布6000万匹，其中1500~2000万匹输出了本地，进入长途贸易。（《明清江南早期工业化社会的形成与发展》）这是个什么概念呢……如果都按照鲁德昭记录的比例，那么只江南八府的棉纺织税收（仅限女工），就顶半个极盛时期的西班牙（本土+此时被兼并的葡萄牙+西西里、教皇领地等+全球殖民地……）全部的财政收入，或者整个法国的财政收入。
这些产出已经不止满足国内需求，还大量出口。万历年间，松江棉布大量出口到吕宋岛。菲律宾的西班牙总督发现，当地居民已经不再织布，即使总督命令他们从事纺织业，以抵制中国棉布倾销造成的财富外流，也无济于事。
到清朝中期，有至少300~570万妇女从事纺织，每年产出棉布一亿匹，其中4000万匹输出了本地，进入长途贸易。出口的商业棉布，也在增长。
江南地区的高档棉布以“南京布”、“紫花布”闻名。18世纪末开始，欧洲对中国纺织品的需求日益增加，这种棉布大量出口。到19世纪一二十年代，达到了巅峰，最多的一年，英、法、荷等欧洲国家，共计采购330万匹。而其他国家，每年要采购共计110万匹左右。另一个出口对象是美国，这段时间，美国商船每年也要采购120万匹。
生产的迅速增加，导致了原材料的不足。
在明朝后期，棉纺织业已经扩散到全国四分之三的地区，广泛增长的需求导致国内的棉花产量也开始不足，因此，进口棉花就成了另一个选择。到清朝中后期，海外贸易日渐发达，进口棉花数量急剧增长。
不过这个时候，进口棉花也不是什么稀奇的事情。此时正值英国工业革命成熟阶段，1800年，英国棉织品出口额占据其出口总额的25％，1828年达到出口总值的一半。棉布成为人类史上的第一个全球化商品，棉纺织业成为英国工业的中坚。
由于本土不适合种植棉花，英国的棉花原料就基本都依赖进口。1764年，英国进口棉花总量是400万磅，1801年已经达到5600万磅，其中大部分来自美国。因为此时印度棉花主要出口对象，是清朝。
18世纪末到19世纪初，广东海关每年平均从印度进口约2700万斤（约3600万磅）的棉。到18世纪末，印度——广东的棉花贸易量，已经超过英美棉花贸易量。（作为交换，印度主要进口中国的糖。出口总量不能确定，但已知在1792年，东印度公司就买走了260万斤的白糖和107万斤的冰糖）
由于技术推广和改进，棉花缺口和进口数量一直在不断增加。因为清朝纺织业不是那种纯手搓的“手工业”，机械设备的使用率一直很高。商业化提升和技术改进实际上就没停过，其中也包括引入西洋机器。在鸦..片战争之前，进口贸易就已经很发达了。
到了1831-1833年，每年进口的印度棉花总量，上升到4300万斤（5700多万磅）。这一时期，由于英国棉纱产量暴增，棉纱成本下降，进口开始增加。这种变化最直接的结果，是江南地区一些从事纺纱的女工开始转向织布，但纺织业反而更兴盛了。
鸦..片战争之后，进口棉花和棉纱客观上更容易了，不过这个时候，棉纱的量和棉花还是没法比的。
而进口原料的增加，压低了棉布的成本，使得进口棉布遭到了打击。
1845-1855年的10年间，英国出口给中国的棉纱，由260万镑上升到290万镑，增幅不到10%，而进口英国棉布则由310万匹下降到了200万匹，减少
仅就上海一地，1846年的进口货值较前一年下降13%，1847年又减少了5.4%，1848年更大幅度地下降了20.1%，以后虽有回升，但极不稳定，一直到1854年还没有恢复到1845年的水平。（《上海开埠初期对外贸易研究》）
1844年，有英国人把福建产棉布的各种质地样品，标明每一种的价格，送回英国。然而按照所标的价格，曼彻斯特的工厂也做不出来。而福建还不算当时最发达的地方（《中国近代手工业史资料》）。
像教科书里引用的，洋布价格只有土布三分之一的资料，其实是1846年发生的。英国商人在鸦..片战争之后，错误估计市场，很多人盲目跟风，结果导致运来的棉布大量积压。囤积了几年之后，被迫用极低价格抛售，以求尽快脱手止损。这种行为冲击了市场，引起了江南乡绅们的警惕和不满，所以才有这种记录。
而其他国家就更加无力。到1850年，美国驻厦门领事向国内汇报，大批的美国床单、衬衣布、斜纹布发生积压，卖不出合适的价钱。（《美国公文汇编》第一辑）
而由于技术提高和原料充足，江南妇女的工作更加职业化。到1860年，织妇每年从事纺织工作的平均时间，已经增长到了265天。
太平天国之后，纺织业受到了打击，但直到1880~1890年代，依然有很强的生命力。这时候的高端布料还在出口英国，民间纺织也依然在进行。
19世纪末，常熟农村织妇每年平均纺织时间依然有168天；20世纪初，江南农村织妇平均工作时间达到每年180天，在比较繁华的上海近郊，达到每年200天。
这一时期，机器纺织厂已经进入中国，在各大城市普及开。但乡村妇女从事纺织，依然有利可图。直到1920年，江南土布纺织业已经临近末日，一个农村织妇每年纺纱依然可以收入50~60元，而她丈夫去工厂做工，一年只有36元。
纺织业的终结，是在1920年代后期到1930年代。
美国经济学家卜凯的调查发现，1920年代末，曾经是织造业中心的江宁县，妇女从事的劳动总量降到了0~4.62%，在武进县只有1%，妇女从事蚕桑和纺织的记录相当有限，几乎脱离了生产劳动。在嘉兴县，妇女占劳动力总量的42%，而在大田农作中，妇女劳动的比例是41.8%，可见妇女已经几乎完全脱离纺织业，又回到了男女共同耕田的模式。只有蚕桑业发达的长兴、吴兴，妇女养蚕的行业还存在，借此保持了30%多的劳动总量。
这个下降是非常夸张的，说明当地所有能吸收妇女就业的产业，从农村家庭手工业，到乡村作坊，到新式机器工厂，全都垮掉了。从业妇女近乎完全失业，只能从事最低端的原料生产。哪怕太平天国时期的拉锯战，和清军的屠杀，都没能造成这么严重的破坏。
至1930年代前中期，前后持续六七百年的江南本土纺织业基本毁灭，对妇女的影响也就此结束。
纵观整个发展史，就不难理解，为什么清朝官府和礼教，对待妇女的态度显得十分矛盾。也能理解，为什么说明清时期，礼教约束加深的背后，反而是个看待妇女的态度，再次出现变化和演进的阶段。因为这些问题，说到底都得看利益关系，都能从经济上找到依据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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明朝中期开始，一年二熟的水稻——春花作物轮作技术，开始在江南推广。至清朝中期，已经推广到整个江南地区。
现在有个流行的说法，叫“内卷化”，认为在农业时代后期（明清），随着人口的增多，人均土地减少，通过精耕细作，对土地增加的投入，与得到的收益不成正比。但这个理论并不适用于现实中的中国。
明清时期的农业技术提升和精耕细作的进一步发展，带来的是更高的效率，同时把更多的劳动力从田地中解放出来。按现代学者计算，相对于技术尚不成熟的明朝后期，到清朝中期，每个劳动力每工作日的产值，从1.7斗提升到了2.1斗，提升大约23%，扣除生产成本，每个劳动力每工作日的产值，提升可以达到40%（《“男耕女织”与“妇女半边天”角色的形成：明清江南农家妇女劳动问题探讨之二》）。
更多的劳动力也随之可以从事其他生产。在明末，4~5个农民充分就业，多出来的产出，才能养活另一个劳动者。而清朝中期，1~2个人就可以了。（《明清时代农业中等级性雇佣劳动向非等级雇佣劳动的过渡》）
（内卷化是观察爪哇岛农业总结出来的，用以论证中国的停滞——和上面黑格尔那些一样，对论证中国的停滞特别执着……
且不说爪哇岛跟中国到底有多少共同点，人家原本那个观察结果，反而是精耕细作并没有导致爪哇的技术停滞和收入下降。结果论证到中国头上，这个概念居然凭空反过来了。而最后，居然还火了，在各种完全不相关的领域被人滥用。
回头一看，这整个事都莫名其妙的……）
农业和棉纺织业，共同发展，互相推动，最后实现了新的分工模式。
原有的工作模式，是农忙时，农夫农妇一起下田劳动。农闲时（一熟制下，可以长达半年），农夫农妇又一起从事手工业。
而技术发展起来之后，是农夫一直都在种田，农妇一直都在纺织了。双方当然也会参与一些辅助劳动，比如农忙的时候妇人会帮忙处置一些轻体力劳动，农闲的时候（两熟制也有农闲）农夫会帮忙给纺织打下手。但整体上，从明朝中后期开始，职业化的趋势已经很明显了。
而且，职业化的程度，和发展水平似乎是成正比的。
农业方面，雇佣劳动和专业技术工匠的比例在增加，一些人不再从事整套田间劳动，而是专门负责某一方面，进而成为了专门负责水利、专门提供畜力之类的承包工匠。
纺织业也是如此。更高的专业化、严密的分工和高度的商品化，是相辅相成的。一般来说，纺纱者从供应商（花行）处购买原棉，将成品纱卖给中介（纱店），纱店再卖给织布者，织布者按照加工商（布号）的质量标准和布料送达时间来规划生产，将成品送交各主要产布村落中的布号分号，再汇集棉布送交城市中的染色、踹压工坊，完成最后的加工。每一步都有专门的人来进行。
而棉纺织的生产效率也在提高，尤其对于妇女而言。现代学者计算发现，在清朝中后期，一个从事棉纺织的妇女，每个劳动日的平均收入，已经达到了农夫日收入的80%。而如果从事农业，即使在20世纪，也只能达到30%~60%。因此，妇女也纷纷退出田地耕作，专业从事纺织。
到乾隆后期，农家妇女已经完全脱离耕种，连车水、送饭这种辅助工作，都不再参与，整日就在织机上忙碌，甚至有人白天都嫌不够，要通宵达旦，加班加点工作。
太平天国与清军的战争，对江南造成了很大破坏，人口也减少了。战后，妇女开始参与种植棉花之类的工作。不过整体上，依然是以纺织为核心，而且也有个恢复的过程。
这种情况下，才算是真正形成了“男耕女织”的局面。它不是小农经济保守落后的产物，反而是技术进步和商业发展的结果。也不是人口增长、社会停滞所致，是为了更高效地生产而主动进行的分工。
（当然，男女都去当织工也是很常见的。男性到底当织工还是当农夫赚钱，可能得看具体情况。比如当地的肥沃程度和自己哪方面技术更强等，不好一概而论。）
到清朝后期，从事耕作的农夫，每年工作大约305天左右。而从事棉纺织业的农妇，平均一年有200多天在织机上工作。这个时间长度，已经比较“职业化”了。（《江南土布史》）
（同样对比之前那个人民公社时期数据，作为理想标准参考，人民公社时期，农村妇女参加农田劳动，一年工作约250天）
为了对比，研究者还找了人民公社时期，松江县妇女的劳动报酬记录，作为对比。这个时期，人们极为重视妇女的社会、经济地位，追求男女在生产力上的平等，要求同工同酬，因此可以当做一个标杆来对比。而在这种条件下，从事相同农业生产的妇女，每日报酬也只能达到男子的
清朝那个数据是纺织业和农业的跨行业对比，所以这个比较不太公平。不过这个也只是为了参考一下，因为那时候的职业也单一的多。和作为农业社会基干的男性农民对比，大概能看出收入的相对水平。
而考虑全年收入的话，按当代研究者计算，工作200天的报酬换算成粮食，可以供1.5个丁壮吃一年。如果为了生计所迫，拼命加班，一年工作360天，则可以供养2.8个人。
乾隆时期，清朝人自己的说法，也是如此。按当时官员奏折里的记录，纺织从业者“一人一日之力，其能者可食三人，次亦可食二人。”
在布价比较高的时候，织妇的收入甚至比农夫都高。在贸易兴盛期，双方都干满全年的情况下，受雇织布的妇女，工资能比从事农耕的长工高出
纺织业的发展，吸引了大量劳动力。
明朝后期，棉纺织业在江南已经相当繁荣。明末，江南纺织业的产值已经达到了总体经济的七成以上，一些原本不适合耕种粮食的地区也变得富足起来。
利玛窦记录说，上海县城和郊区，30万人口中，有20万人从事纺织。几乎全县的劳动力都投入了这个产业。葡萄牙传教士鲁德昭记录，当时上海周边有棉织机20万台，仅此一县每年向皇帝缴纳的赋税，就相当于45万杜卡特。棉纺织业的发展使得上海成为新的手工业与贸易中心，万历年间就已经十分出名，号称“小苏州”。
（不过苏州主要是丝织业，因为这时候丝织业主要以繁华的大城市为中心。明朝后期世界真正的棉纺织中心还不在中国，而在印度。
只1684年，印度就向欧洲出口了上百万件棉布服装。莫卧儿帝国控制了全世界1/4的纺织品贸易，孟加拉和孟买应该才是当时最大的棉纺织中心。其实硬要起外号的话，应该叫“小孟买”才对）
而按现代学者的计算，明代后期有至少170~340万妇女从事纺织，每年产出棉布6000万匹，其中1500~2000万匹输出了本地，进入长途贸易。（《明清江南早期工业化社会的形成与发展》）这是个什么概念呢……如果都按照鲁德昭记录的比例，那么只江南八府的棉纺织税收（仅限女工），就顶半个极盛时期的西班牙（本土+此时被兼并的葡萄牙+西西里、教皇领地等+全球殖民地……）全部的财政收入，或者整个法国的财政收入。
这些产出已经不止满足国内需求，还大量出口。万历年间，松江棉布大量出口到吕宋岛。菲律宾的西班牙总督发现，当地居民已经不再织布，即使总督命令他们从事纺织业，以抵制中国棉布倾销造成的财富外流，也无济于事。
到清朝中期，有至少300~570万妇女从事纺织，每年产出棉布一亿匹，其中4000万匹输出了本地，进入长途贸易。出口的商业棉布，也在增长。
江南地区的高档棉布以“南京布”、“紫花布”闻名。18世纪末开始，欧洲对中国纺织品的需求日益增加，这种棉布大量出口。到19世纪一二十年代，达到了巅峰，最多的一年，英、法、荷等欧洲国家，共计采购330万匹。而其他国家，每年要采购共计110万匹左右。另一个出口对象是美国，这段时间，美国商船每年也要采购120万匹。
生产的迅速增加，导致了原材料的不足。
在明朝后期，棉纺织业已经扩散到全国四分之三的地区，广泛增长的需求导致国内的棉花产量也开始不足，因此，进口棉花就成了另一个选择。到清朝中后期，海外贸易日渐发达，进口棉花数量急剧增长。
不过这个时候，进口棉花也不是什么稀奇的事情。此时正值英国工业革命成熟阶段，1800年，英国棉织品出口额占据其出口总额的25％，1828年达到出口总值的一半。棉布成为人类史上的第一个全球化商品，棉纺织业成为英国工业的中坚。
由于本土不适合种植棉花，英国的棉花原料就基本都依赖进口。1764年，英国进口棉花总量是400万磅，1801年已经达到5600万磅，其中大部分来自美国。因为此时印度棉花主要出口对象，是清朝。
18世纪末到19世纪初，广东海关每年平均从印度进口约2700万斤（约3600万磅）的棉。到18世纪末，印度——广东的棉花贸易量，已经超过英美棉花贸易量。（作为交换，印度主要进口中国的糖。出口总量不能确定，但已知在1792年，东印度公司就买走了260万斤的白糖和107万斤的冰糖）
由于技术推广和改进，棉花缺口和进口数量一直在不断增加。因为清朝纺织业不是那种纯手搓的“手工业”，机械设备的使用率一直很高。商业化提升和技术改进实际上就没停过，其中也包括引入西洋机器。在鸦..片战争之前，进口贸易就已经很发达了。
到了1831-1833年，每年进口的印度棉花总量，上升到4300万斤（5700多万磅）。这一时期，由于英国棉纱产量暴增，棉纱成本下降，进口开始增加。这种变化最直接的结果，是江南地区一些从事纺纱的女工开始转向织布，但纺织业反而更兴盛了。
鸦..片战争之后，进口棉花和棉纱客观上更容易了，不过这个时候，棉纱的量和棉花还是没法比的。
而进口原料的增加，压低了棉布的成本，使得进口棉布遭到了打击。
1845-1855年的10年间，英国出口给中国的棉纱，由260万镑上升到290万镑，增幅不到10%，而进口英国棉布则由310万匹下降到了200万匹，减少
仅就上海一地，1846年的进口货值较前一年下降13%，1847年又减少了5.4%，1848年更大幅度地下降了20.1%，以后虽有回升，但极不稳定，一直到1854年还没有恢复到1845年的水平。（《上海开埠初期对外贸易研究》）
1844年，有英国人把福建产棉布的各种质地样品，标明每一种的价格，送回英国。然而按照所标的价格，曼彻斯特的工厂也做不出来。而福建还不算当时最发达的地方（《中国近代手工业史资料》）。
像教科书里引用的，洋布价格只有土布三分之一的资料，其实是1846年发生的。英国商人在鸦..片战争之后，错误估计市场，很多人盲目跟风，结果导致运来的棉布大量积压。囤积了几年之后，被迫用极低价格抛售，以求尽快脱手止损。这种行为冲击了市场，引起了江南乡绅们的警惕和不满，所以才有这种记录。
而其他国家就更加无力。到1850年，美国驻厦门领事向国内汇报，大批的美国床单、衬衣布、斜纹布发生积压，卖不出合适的价钱。（《美国公文汇编》第一辑）
而由于技术提高和原料充足，江南妇女的工作更加职业化。到1860年，织妇每年从事纺织工作的平均时间，已经增长到了265天。
太平天国之后，纺织业受到了打击，但直到1880~1890年代，依然有很强的生命力。这时候的高端布料还在出口英国，民间纺织也依然在进行。
19世纪末，常熟农村织妇每年平均纺织时间依然有168天；20世纪初，江南农村织妇平均工作时间达到每年180天，在比较繁华的上海近郊，达到每年200天。
这一时期，机器纺织厂已经进入中国，在各大城市普及开。但乡村妇女从事纺织，依然有利可图。直到1920年，江南土布纺织业已经临近末日，一个农村织妇每年纺纱依然可以收入50~60元，而她丈夫去工厂做工，一年只有36元。
纺织业的终结，是在1920年代后期到1930年代。
美国经济学家卜凯的调查发现，1920年代末，曾经是织造业中心的江宁县，妇女从事的劳动总量降到了0~4.62%，在武进县只有1%，妇女从事蚕桑和纺织的记录相当有限，几乎脱离了生产劳动。在嘉兴县，妇女占劳动力总量的42%，而在大田农作中，妇女劳动的比例是41.8%，可见妇女已经几乎完全脱离纺织业，又回到了男女共同耕田的模式。只有蚕桑业发达的长兴、吴兴，妇女养蚕的行业还存在，借此保持了30%多的劳动总量。
这个下降是非常夸张的，说明当地所有能吸收妇女就业的产业，从农村家庭手工业，到乡村作坊，到新式机器工厂，全都垮掉了。从业妇女近乎完全失业，只能从事最低端的原料生产。哪怕太平天国时期的拉锯战，和清军的屠杀，都没能造成这么严重的破坏。
至1930年代前中期，前后持续六七百年的江南本土纺织业基本毁灭，对妇女的影响也就此结束。
纵观整个发展史，就不难理解，为什么清朝官府和礼教，对待妇女的态度显得十分矛盾。也能理解，为什么说明清时期，礼教约束加深的背后，反而是个看待妇女的态度，再次出现变化和演进的阶段。因为这些问题，说到底都得看利益关系，都能从经济上找到依据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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