清朝儒家理论的演进与“复古” 补
另一方面，清朝前期，礼教极端化、理学兴盛的情况，也不是无缘无故出现的。
我们之前提过，明末士人在道德上处境尴尬的问题，而这种局面在清初十分严重。说的直白一些就是，士人阶层需要与清朝合作，但这样就得面对“投靠蛮夷”的道德困境。所以，需要进行补足，证明自己依然有道德上的优越性。而这种补足方式，就是鼓励妇女进行过激的、乃至行为艺术级别的道德表演，以证明自己的家族乃至民族，并没有失去气节。
清朝统治者实际上也有这个需求。要降低统治成本，就需要拉进双方的文化关系，文化越接近，统治成本就越低。
但我们前面在合法性章节提到过，清朝面临的特殊环境。在这种环境下，它如果想要维持君主专制，就必须和一个独立的旗人集团绑定，不但无法像当年鲜卑人、契丹人那样进行文化融合，连学习元朝，让汉人当军事骨干，都难以做到。
这种情况下，清朝也急需一些额外的行动来进行文化上的“找补”。而最方便的方式，也是用这种行为艺术级别的表演，来证明它和汉族士大夫，有道德与文化上的共同性。
结果就是，双方一拍即合，开始支持鼓励这些夸张行为。
而清朝中期开始，对理学和夸张贞节行为的质疑、反击，实际上也是一种正常的回潮。
清朝后期的一些学者也意识到了这点。俞正燮在著作里，认为“男儿以忠义自责则可，妇女贞烈，岂是男子荣耀？”，不应该把这二者绑定。妇女的道德应该依据对等原则，按古礼和实际情况，保持平常心来评判，不应过多干涉。“其再嫁者不当非之，不再嫁者，敬礼之斯可矣。”
而乾嘉学派不止在妇女问题上不断推进，在其他领域也在“复古”。
皖派的开创者，经学家江永，擅长数学，“深西法”、“祖欧罗巴之说”。江永的弟子、前文提到的戴震，除了经学训诂，也钻研数学，著有多部著作，还为《考工记》绘图写注，校勘过《水经注》。钱大昕也研究数学，钻研西式测量法，和钦天监多有来往。
由于康熙把“西学中源”定为基调，所以很多人在明面上，都宣称自己钻研的西洋算术，是出于古代，只不过在中国失传，而在四夷发扬光大。梁启超就说戴震是“全属西洋思想，而必自谓出孔子”。
当然，这个办法确实很好用，到清末，人们还称赞“勿庵（梅文鼎）兴而算学显，东原（戴震）起而算学尊”。这两人都是用的这种套路。
乾嘉学派后期的代表人物阮元，官至大学士，因此学问也有官方色彩。他在这个话题上，支持戴震的思路，不过他自己其实比戴震还不隐晦。
阮元认为，这些科学知识也是“儒者实事求是之学”。在实践中，他利用手工业知识，考证古代车辆的制造。又利用天文学知识，推算《小雅》中记载的日食出现的年代，来辅助断代。在漕运总督任上，主持创立新算法，把测算粮船的工作量减少了一半。
数学作为六艺之一，在他看来尤为重要，是“儒者之学，斯为大矣”。为此，阮元还主持编写了《畴人传》。这是中国第一部科学家的传记集，以天文、数学为主，而不包括星象占卜。记录中国历代学者275人，西洋学者41人。
在这种科学类书籍的编写过程中，也贯彻了乾嘉学派的观念。各篇以学术思想和科学成就为主，只在开头简要介绍人物，而不记录其他政治与文化成就。记叙的事迹、论说及著作，均摘编自有关典籍的原文，在篇末注明材料出处。只在传记末尾，加上作者的评说。整个体例已经非常专业化。
除了主持项目的阮元本人，李锐、周治平、钱大昕、焦循等人都参与了编写，其中几位上面还出现过。到光绪年间，还有后学给这本书不断补订。
到清代中期，一些女数学家渐渐出现，乾隆年间，已经有出类拔萃者开塾讲课，乃至招收男弟子了。士林同样承认她们的学术成就，收入传记中。
对于西方学术，清朝人的心态十分矛盾。当然这个矛盾其实不是清朝才出现，明末就出现了。徐光启当年就嫌弃本土数学太菜，认为直接放弃本土体系，全盘采用欧式数学都没问题。而且这个思路，并不是一时血气上头，或者崇洋媚外，是真的有理论依据和现实需求的。
上文说的，康熙钦//点的“西学中源”理论，实际上是黄宗羲最早提出的。而且这个思路也不是他独有，当时的其他学者如方以智等人也概括过。
他们的理论大体是说，这些理论（以数学为主，也包括其他科学内容），源头上都能追溯到周公、商高，后来被西洋人学走的。“天子失官，学在四夷”，并不是个罕见的现象，当年孔子都乐意承认并且学习的，所以现在也不需要纠结。
黄宗羲认为，由于长期以来的“中失西得”、“中学西改”，有些理论已经被人家改进到很先进的水平了。这种情况下应该通过学习他们的知识，来恢复先贤的名誉。只要中原人自己学的足够好，西洋人也就会“归我汶阳之田”了。（孔子帮鲁国要回齐国占领的土地的典故，意思是迫于压力，承认正主）
这种理论在当时，能解决实际学习需求，和士大夫群体文明自尊心的矛盾，所以说服力比较强，颇受欢迎。也有人更加不情愿些，比如王夫之就认为应该是“中学西窃”，坚持其中的正义与非正义性，同时认为西洋学科，也只有一部分是需要学的。但总体上，是不做排斥的。
清朝时期，士大夫对于学习西洋科技的思路，也是它的延续。由于清朝不再禁止民间研究天文，所以这方面尤其明显。民间研究越来越显眼，也是这个原因。
而官方的态度也很有意思。上文的例子里，阮元作为清朝重臣，就在书里鲜明地表达了自己的态度。
他认为，当今人们不重视数学，“九九之术，俗儒鄙之不讲”；钦天监等相关人士“株守旧闻”，没有能力改革，也不愿学习新知识。这些都是严重的错误。现在中原的水平已经不如西人了，但总不能就此认命。阮元总结历史，认为中国的算学，发展两千多年，历经改革七十多次，才有现在的局面，这个不断学习和改革的传统不能放弃。如果士人都有“向慕之心”，学习书里的中外先贤，那早晚会有造诣在西人之上的学者出现，完成这个最大的目标。
所以，阮元在介绍西洋数学家的时候，像精分了一样，一边把人家的成果罗列出来，对有价值之处详加介绍，让大家学习；一边还要时不时说风凉话，并且强调这些都是从中国传出去的。
不过这种别扭的感觉，与其说是对抗和抵制西学，不如说是传统士大夫在说服自己，本质上依然是一种实用主义。到再后来，西洋学术越来越发达，这种论述也就逐渐消失了。
这里顺便提一句，虽然从断代上、从民族上，今人倾向于把明清看的泾渭分明，但在经济、文化、科技这些领域，“断代”反而更像是在明朝前期。从明朝中后期到清朝，才是一个整体。
这个系列里，我之前列举了一堆各方面的例子，频繁出现“明中后期”、“明末”这类话，其实就是这个原因。
当今互联网上，讨论的大环境，是把明清对立起来，我个人想法，这个应该主要是今人的情感需求。
本朝官学的底色，继承的是五四以来的传统，是一个“对外学习型”的体系。而这个模型也是外来的，它对中国文明的评判，其实就是黑格尔概括的那套说法。实际上，这些才是当今的显学，不止是国内民间的显学，同时也是官方的显学。
这个结论的衍生品，随处都可以看到。我刚写这本书的时候，就经常能看到“中国一直落后世界”、“儒家耽误中国几千年”这种话了。
但是，对本朝官学来说，同样有一个“打天下”和“坐天下”的问题。
在攻击、破坏原本的理论体系时，全盘否//定中国文明的先进性，同时声称它没有进步可能，能够确保被说服者完全地抛弃它，是个效果很好的工具。
然而“坐天下”是个建立新体系的过程，比“打天下”更复杂。“打天下”是个“矫枉”的过程，而矫枉必须也肯定会过正。但“坐天下”就不能继续过正下去了，需要进行适当的回潮和调整。到这个时候，还在继续全盘否//定的话，会导致文明认同的瓦解和凝聚力的崩溃，这肯定是不行的。
当然，之前的理念，也不能随便抛弃，否则“学习国外”的合法性就没了。所以，就得打补丁，糅合起来。既要肯定古代文明的贡献，又要强调近代的落后性，两边都得顾及才行。
其结果就是我们教科书上看到的，一方面宣传古代文明的发达，一方面强调近代的落后。然而这种折中很生硬，因为这种唐突落后，需要一个解释。
解释的方式，就是最简单的找替罪羊，比如宣布儒家思想的束缚导致了发展能力的丧失，或者清朝的统治导致了各方面的退化。这种“我们本来是好的，都是xxx祸害了大家”的解释，胜在浅显易懂。而且负责背锅的，都是些本来就一身毛病的、和本朝对立的存在，所以副作用也可以接受。
但这个解释实际上非常的“强行”，稍微更深入些，就不够用了。现实中很多人也完全不信这个理论，很多“教科书盲目推崇中国，中国自古以来就落后西方”的说法，就是这个环境里产生的。民间十分流行（其实一些官方场合也流行……）的论点，比如攻击四大发明，攻击文明古国说法，都是这一套的衍生。
不过之前科普了这么多，大家应该也能看出来，所谓“专制几千年，停滞无变化”，实际上错的离谱。“古代一直很强大，明清突然衰落”也并不见得正确。
中国古代的文明水平，不管是科技，还是社会组织方式，还是别的方面，都是在波折中发展的。有时候会遇到暂时的退步，有时会在某个方面遇到严重打击，但整体的发展，依然是稳健且强劲的。
我们可以继续用周期律的说法来理解。中原文明的各个王朝可以看做短周期，前后一两个连续王朝形成中周期，一千到两千年的一次整体性变化，可以看做长周期。（这几个周期不一定和朝代严格对应，比如北宋和晚唐到五代，更像是一个中周期。金宋并立期——元——明初又是另一个）
在每个中周期，都是起步——快速发展——稍有回落，然后进入下一个周期。大多数情况下，下一个周期的发展速度，都比之前要更快。明朝中期到清朝后期的发展，就符合这种经典的中周期的特性。
如果单看中国自己，做一个随时间变化的纵向参考，那明清时期不但没有衰落，反而是在加速发展。
而且中国其实没有“黑暗时代”（按现代的研究，欧洲的黑暗时代也被近代学者夸大了很多），每个周期，和之前的周期相比，无论规模还是发展速度，都是越来越快的。
在工业化之前，明清和西洋的差距主要是军事和科技。但军事的差距并不是个特殊的问题，因为中原王朝军事落后其实很常见……
科技方面也是如此，一些领域的科技落后也早就不新鲜了，其实不值得大惊小怪。比如我们刚才说的天文历算，在唐朝中后期，太史、钦天监等部门，就长期被迦叶氏、瞿昙氏、拘摩罗氏等天竺人掌管，时间长达一百多年。
这种事情古人其实不怎么在乎，真需要的时候，学起来也很快。无非就是现在印度没什么实力，所以大家都喜欢炒作“西方科技从古代就天下第一”，而没人炒作“印度科技从古代就天下第一”……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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我们之前提过，明末士人在道德上处境尴尬的问题，而这种局面在清初十分严重。说的直白一些就是，士人阶层需要与清朝合作，但这样就得面对“投靠蛮夷”的道德困境。所以，需要进行补足，证明自己依然有道德上的优越性。而这种补足方式，就是鼓励妇女进行过激的、乃至行为艺术级别的道德表演，以证明自己的家族乃至民族，并没有失去气节。
清朝统治者实际上也有这个需求。要降低统治成本，就需要拉进双方的文化关系，文化越接近，统治成本就越低。
但我们前面在合法性章节提到过，清朝面临的特殊环境。在这种环境下，它如果想要维持君主专制，就必须和一个独立的旗人集团绑定，不但无法像当年鲜卑人、契丹人那样进行文化融合，连学习元朝，让汉人当军事骨干，都难以做到。
这种情况下，清朝也急需一些额外的行动来进行文化上的“找补”。而最方便的方式，也是用这种行为艺术级别的表演，来证明它和汉族士大夫，有道德与文化上的共同性。
结果就是，双方一拍即合，开始支持鼓励这些夸张行为。
而清朝中期开始，对理学和夸张贞节行为的质疑、反击，实际上也是一种正常的回潮。
清朝后期的一些学者也意识到了这点。俞正燮在著作里，认为“男儿以忠义自责则可，妇女贞烈，岂是男子荣耀？”，不应该把这二者绑定。妇女的道德应该依据对等原则，按古礼和实际情况，保持平常心来评判，不应过多干涉。“其再嫁者不当非之，不再嫁者，敬礼之斯可矣。”
而乾嘉学派不止在妇女问题上不断推进，在其他领域也在“复古”。
皖派的开创者，经学家江永，擅长数学，“深西法”、“祖欧罗巴之说”。江永的弟子、前文提到的戴震，除了经学训诂，也钻研数学，著有多部著作，还为《考工记》绘图写注，校勘过《水经注》。钱大昕也研究数学，钻研西式测量法，和钦天监多有来往。
由于康熙把“西学中源”定为基调，所以很多人在明面上，都宣称自己钻研的西洋算术，是出于古代，只不过在中国失传，而在四夷发扬光大。梁启超就说戴震是“全属西洋思想，而必自谓出孔子”。
当然，这个办法确实很好用，到清末，人们还称赞“勿庵（梅文鼎）兴而算学显，东原（戴震）起而算学尊”。这两人都是用的这种套路。
乾嘉学派后期的代表人物阮元，官至大学士，因此学问也有官方色彩。他在这个话题上，支持戴震的思路，不过他自己其实比戴震还不隐晦。
阮元认为，这些科学知识也是“儒者实事求是之学”。在实践中，他利用手工业知识，考证古代车辆的制造。又利用天文学知识，推算《小雅》中记载的日食出现的年代，来辅助断代。在漕运总督任上，主持创立新算法，把测算粮船的工作量减少了一半。
数学作为六艺之一，在他看来尤为重要，是“儒者之学，斯为大矣”。为此，阮元还主持编写了《畴人传》。这是中国第一部科学家的传记集，以天文、数学为主，而不包括星象占卜。记录中国历代学者275人，西洋学者41人。
在这种科学类书籍的编写过程中，也贯彻了乾嘉学派的观念。各篇以学术思想和科学成就为主，只在开头简要介绍人物，而不记录其他政治与文化成就。记叙的事迹、论说及著作，均摘编自有关典籍的原文，在篇末注明材料出处。只在传记末尾，加上作者的评说。整个体例已经非常专业化。
除了主持项目的阮元本人，李锐、周治平、钱大昕、焦循等人都参与了编写，其中几位上面还出现过。到光绪年间，还有后学给这本书不断补订。
到清代中期，一些女数学家渐渐出现，乾隆年间，已经有出类拔萃者开塾讲课，乃至招收男弟子了。士林同样承认她们的学术成就，收入传记中。
对于西方学术，清朝人的心态十分矛盾。当然这个矛盾其实不是清朝才出现，明末就出现了。徐光启当年就嫌弃本土数学太菜，认为直接放弃本土体系，全盘采用欧式数学都没问题。而且这个思路，并不是一时血气上头，或者崇洋媚外，是真的有理论依据和现实需求的。
上文说的，康熙钦//点的“西学中源”理论，实际上是黄宗羲最早提出的。而且这个思路也不是他独有，当时的其他学者如方以智等人也概括过。
他们的理论大体是说，这些理论（以数学为主，也包括其他科学内容），源头上都能追溯到周公、商高，后来被西洋人学走的。“天子失官，学在四夷”，并不是个罕见的现象，当年孔子都乐意承认并且学习的，所以现在也不需要纠结。
黄宗羲认为，由于长期以来的“中失西得”、“中学西改”，有些理论已经被人家改进到很先进的水平了。这种情况下应该通过学习他们的知识，来恢复先贤的名誉。只要中原人自己学的足够好，西洋人也就会“归我汶阳之田”了。（孔子帮鲁国要回齐国占领的土地的典故，意思是迫于压力，承认正主）
这种理论在当时，能解决实际学习需求，和士大夫群体文明自尊心的矛盾，所以说服力比较强，颇受欢迎。也有人更加不情愿些，比如王夫之就认为应该是“中学西窃”，坚持其中的正义与非正义性，同时认为西洋学科，也只有一部分是需要学的。但总体上，是不做排斥的。
清朝时期，士大夫对于学习西洋科技的思路，也是它的延续。由于清朝不再禁止民间研究天文，所以这方面尤其明显。民间研究越来越显眼，也是这个原因。
而官方的态度也很有意思。上文的例子里，阮元作为清朝重臣，就在书里鲜明地表达了自己的态度。
他认为，当今人们不重视数学，“九九之术，俗儒鄙之不讲”；钦天监等相关人士“株守旧闻”，没有能力改革，也不愿学习新知识。这些都是严重的错误。现在中原的水平已经不如西人了，但总不能就此认命。阮元总结历史，认为中国的算学，发展两千多年，历经改革七十多次，才有现在的局面，这个不断学习和改革的传统不能放弃。如果士人都有“向慕之心”，学习书里的中外先贤，那早晚会有造诣在西人之上的学者出现，完成这个最大的目标。
所以，阮元在介绍西洋数学家的时候，像精分了一样，一边把人家的成果罗列出来，对有价值之处详加介绍，让大家学习；一边还要时不时说风凉话，并且强调这些都是从中国传出去的。
不过这种别扭的感觉，与其说是对抗和抵制西学，不如说是传统士大夫在说服自己，本质上依然是一种实用主义。到再后来，西洋学术越来越发达，这种论述也就逐渐消失了。
这里顺便提一句，虽然从断代上、从民族上，今人倾向于把明清看的泾渭分明，但在经济、文化、科技这些领域，“断代”反而更像是在明朝前期。从明朝中后期到清朝，才是一个整体。
这个系列里，我之前列举了一堆各方面的例子，频繁出现“明中后期”、“明末”这类话，其实就是这个原因。
当今互联网上，讨论的大环境，是把明清对立起来，我个人想法，这个应该主要是今人的情感需求。
本朝官学的底色，继承的是五四以来的传统，是一个“对外学习型”的体系。而这个模型也是外来的，它对中国文明的评判，其实就是黑格尔概括的那套说法。实际上，这些才是当今的显学，不止是国内民间的显学，同时也是官方的显学。
这个结论的衍生品，随处都可以看到。我刚写这本书的时候，就经常能看到“中国一直落后世界”、“儒家耽误中国几千年”这种话了。
但是，对本朝官学来说，同样有一个“打天下”和“坐天下”的问题。
在攻击、破坏原本的理论体系时，全盘否//定中国文明的先进性，同时声称它没有进步可能，能够确保被说服者完全地抛弃它，是个效果很好的工具。
然而“坐天下”是个建立新体系的过程，比“打天下”更复杂。“打天下”是个“矫枉”的过程，而矫枉必须也肯定会过正。但“坐天下”就不能继续过正下去了，需要进行适当的回潮和调整。到这个时候，还在继续全盘否//定的话，会导致文明认同的瓦解和凝聚力的崩溃，这肯定是不行的。
当然，之前的理念，也不能随便抛弃，否则“学习国外”的合法性就没了。所以，就得打补丁，糅合起来。既要肯定古代文明的贡献，又要强调近代的落后性，两边都得顾及才行。
其结果就是我们教科书上看到的，一方面宣传古代文明的发达，一方面强调近代的落后。然而这种折中很生硬，因为这种唐突落后，需要一个解释。
解释的方式，就是最简单的找替罪羊，比如宣布儒家思想的束缚导致了发展能力的丧失，或者清朝的统治导致了各方面的退化。这种“我们本来是好的，都是xxx祸害了大家”的解释，胜在浅显易懂。而且负责背锅的，都是些本来就一身毛病的、和本朝对立的存在，所以副作用也可以接受。
但这个解释实际上非常的“强行”，稍微更深入些，就不够用了。现实中很多人也完全不信这个理论，很多“教科书盲目推崇中国，中国自古以来就落后西方”的说法，就是这个环境里产生的。民间十分流行（其实一些官方场合也流行……）的论点，比如攻击四大发明，攻击文明古国说法，都是这一套的衍生。
不过之前科普了这么多，大家应该也能看出来，所谓“专制几千年，停滞无变化”，实际上错的离谱。“古代一直很强大，明清突然衰落”也并不见得正确。
中国古代的文明水平，不管是科技，还是社会组织方式，还是别的方面，都是在波折中发展的。有时候会遇到暂时的退步，有时会在某个方面遇到严重打击，但整体的发展，依然是稳健且强劲的。
我们可以继续用周期律的说法来理解。中原文明的各个王朝可以看做短周期，前后一两个连续王朝形成中周期，一千到两千年的一次整体性变化，可以看做长周期。（这几个周期不一定和朝代严格对应，比如北宋和晚唐到五代，更像是一个中周期。金宋并立期——元——明初又是另一个）
在每个中周期，都是起步——快速发展——稍有回落，然后进入下一个周期。大多数情况下，下一个周期的发展速度，都比之前要更快。明朝中期到清朝后期的发展，就符合这种经典的中周期的特性。
如果单看中国自己，做一个随时间变化的纵向参考，那明清时期不但没有衰落，反而是在加速发展。
而且中国其实没有“黑暗时代”（按现代的研究，欧洲的黑暗时代也被近代学者夸大了很多），每个周期，和之前的周期相比，无论规模还是发展速度，都是越来越快的。
在工业化之前，明清和西洋的差距主要是军事和科技。但军事的差距并不是个特殊的问题，因为中原王朝军事落后其实很常见……
科技方面也是如此，一些领域的科技落后也早就不新鲜了，其实不值得大惊小怪。比如我们刚才说的天文历算，在唐朝中后期，太史、钦天监等部门，就长期被迦叶氏、瞿昙氏、拘摩罗氏等天竺人掌管，时间长达一百多年。
这种事情古人其实不怎么在乎，真需要的时候，学起来也很快。无非就是现在印度没什么实力，所以大家都喜欢炒作“西方科技从古代就天下第一”，而没人炒作“印度科技从古代就天下第一”……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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