文化模式的瓦解与反转
经济地位的反转：
经济的发展，在改变话语权（哪怕是“沉默的话语权”）的同时，也会对文化本身造成影响。
当代研究者发现，在明清时期，妇女的形象和地位也在发生变化。对这一问题而言，影响的主要对象，不是底层男性劳动者，而是中下层文人。
按理说，中下层文人有总结、整理道德要求，建立和维护道德体系，并且进行教育与宣传的责任。这些人按理说是礼教的核心，但实际上情况却很复杂。
也是从明朝中后期开始，“悍妇”的形象开始在江南文人记录中频繁出现。晚明士人甚至控诉说“松（江）之悍妇，不能枚举”。
目前的研究，一般认为，这是妇女经济地位和收入提升所致。但综合之前看过的各种资料，我个人觉得，另一方面，也和江南文人，或者说知识群体，整体不断向下扩展有关。
因为当我们把视角投入社会下层，会发现完全不同于传统宣传的情况。
而随着教育和印刷等诸多领域的发展，明清时期，受教育门槛继续降低，知识阶层继续扩大，尤其在经济发达的江南地区，男性下层知识分子群体不断膨胀。
但中下层知识分子数量的增加，也意味着平均经济水平的下降。
从文化教育和文明整体的素质这方面来看，这无疑是个好事，说明教育更普及了。但经济水平的下降，意味着在家庭内部，优势也在下降。尤其是这一时期，妇女经济地位提升明显，让这种变化更加突出。
对大地主大富豪家庭出身的文人来说，纺织业和商业带来的这一点变化，对夫妻经济实力的对比，影响并不大，因为双方的经济来源，主要还是看产业，而不是自己的劳动能力。但对于占绝大多数的市民、小地主乃至自耕农出身的文人来说，妻子获得一个纺织业带来的工作收入，影响就非常明显了。
另一方面，我们在上文里已经叙述过了。在社会下层，礼教所倡导的状态虽然符合男性编户民的直接需求，但这些规则，尤其是经过中下层文人整理过的规则，在社会下层，最多也只是个缥缈的幻想。很多时候，人们自己都不认为，这种规则有遵守的必要。
而随着知识分子的阶层不断下移，他们即使自己不出身于这种下层环境，与下层环境的接触机会也会大幅度增加——大地主可以把农田经营完全交给手下，但连小地主，都经常无法脱产，需要维持“耕读”的生活。更靠近下层的知识分子，更是如此。
我们之前也论述过，很多时候，一个组织、一个学说，观念会不断变化。而这种变化，往往不是理论研究导致的发展和演替，而是单纯的组织成员变化，导致集体倾向和观念的变化。这种变化，是战汉时期儒家思想演变的动力之一，对于明清时期也一样适用。
道德地位的变化：
下层知识分子的遭遇，使得对妇女的要求和看法，发生了诸多矛盾。
一方面，大家纷纷感慨人心不古，对于家庭地位的变化深表痛心。这一时期，文人记录里，悍妇往往对丈夫毫无尊敬，动辄直呼其名，乃至指责谩骂。出入家门随心所欲，也不和丈夫家打招呼。丈夫想要管教，但悍妇认为“夫之无奈我何”。而从结果看，绝大部分时候，丈夫确实处于无可奈何的状态。
而且，我们还得注意一个情况，就是之前说的，和其他很多文明不同，中原的文化分层并不严重，而且一直在被教育普及的努力削弱。到科举时代，就更加彻底了。
出身下层的读书人，绝大部分一辈子也无法当大官，或者凭借科举身份，跃升为富裕地主。但在这个体系里，下层读书人和上层文人，虽然属于不同阶级，但看的是同一套教材，学习的是同一种文化，也没有位格上的区别。在这种环境下，文化与风气很容易进行跨越阶级的扩散。
到宋元明清时期，随着市井文化的日趋发达，这种现象尤其明显。小说、戏剧、音乐这种通俗文化作品，就是经典的例子。
江南才子在园林里看的《三国演义》，和西北农民从说书人嘴里听到的《三国演义》，乃至东北建州女真流行的《三国演义》，是一个文本；慈禧太后在故宫里听到的戏文，和一个普通村民听到的戏文，讲的也是同一个故事。
而且，因为中下层文人体量远远大于上层，这种扩散经常是自下而上的。
普通文人的妻子女儿之间，形成的风气，很容易就会向更上层扩散。明朝人记录说，哪怕是家境富裕、应该知书达理的人家，也经常有管不住悍妇的情况。有些悍妇干涉丈夫纳妾，宁可丈夫绝嗣也不肯松口。有些悍妇完全不尊重丈夫，自行处置妾室奴婢，乃至当着客人的面向丈夫示威。有些悍妇对丈夫的官职调任都表示不满，试图横加阻拦，甚至披着麻衣诅咒谩骂。
如果说之前那些，是下层文人因为妇女经济地位的提高，受到的冲击，这些现象则说明，哪怕有条件纳妾的富人，和现任的官员，一样避免不了这些问题。我们现在总结的理学的兴盛和对妇女的约束，可能只在不长的时间段发挥过作用。很快，就因为经济形势的变化，随之发生改变。
另外，特定时期，文人的状态和处境，也会对这种现象产生影响。
有个比较有意思的例子。明朝嘉靖年间，海宁县有许姓文人，沉迷书画，从来不过问家事。但许家并没有富到可以不考虑经济问题的时候，结果，维持家庭的重担，都落在许妻董氏身上。
董氏于是戏称自己是“健妇兼丈夫”，出入家门、经营产业，独自支撑起整个家庭。她给儿子解释说，虽然有妇人不能出阃的礼教要求，但自己的丈夫“多大言，少成事”，指望他养家属于想多。因此，自己的这些行为，也是完全合理的。后来董氏去世，许家族中的文人为她撰写墓志铭，把这些事情记了下来，没有为了丈夫的面子而加以避讳和掩饰。如此看来，董氏的儿子和丈夫的族人，也是认同她的说法的。
我们之前说过很多妇女选择独立支撑家庭，但那些主要都是寡妇。而这个例子里，我们发现，即使丈夫还活着，一些妇女也还是承担起了管理和支持家庭的责任。
而且，在明朝后期，江南的文人中，这种现象似乎还不是个例，甚至可以算得上常见。不少文人都过着“口不言钱镪，手不执筹算”的日子，家庭经济完全依靠妻子，甚至要依靠妻子动用嫁妆、变卖首饰，进行经营，才能维持生活。在文档和出土墓志铭上，经常有这类记载。
人们对于这种依靠妻子的情况，似乎已经司空见惯，并不为了丈夫权威而忌讳。对于这些操劳持家的妇女，也都是赞许态度，而不是批判她们违背礼教要求。
在这个过程中，妇女承担了更多责任，但作为对等，也获得了更高的地位和更多领域的开放。而借助这些更平等的权利和新开放的便利，妇女从事生产经营的效率又提高了。这种风气的变化，和经济地位的提升，看起来是相互促进的。
而当经济贡献和地位提高到一定程度之后，妇女在家庭中的地位，和夫妻之间的关系，也会跟着发生变化。而且影响范围，已经波及到上层文人家庭的妇女。
晚明时，江南文人的领袖人物之一钱谦益，记录了一对陈姓夫妻的事迹。在这个家庭中，丈夫的地位不是妻子的指导者，相反，是妻子在不断督促丈夫学习，要求他坚持学业，甚至在外人面前，也屡屡数落丈夫。然而在这个技术中，妻子不给丈夫面子的行为，同样没有受到批判，记叙者的态度十分平实。这种夫妻关系，似乎也是当时人可以理解的。
这个事情和之前几个例子一样，说明当时的人们已经接受妻子在合理的情况下，对丈夫进行批评。
虽然这个是儒家理论里允许的部分，但理论上，家庭里，妻子对丈夫应该是规劝。因为训斥是上级对下级，得他老妈才能训斥他。训斥被接受，意味着在地位上的让步，承认占有道德优势的一方可以无视身份，指正另一方。这种强调对等关系，而不是君臣夫妻身份差别的趋向，有点像早期儒家那种感觉了。
上层文人对妇女，开始强调“夫妇而朋友”的关系，不再只看是否顺从和对持家的贡献，而是开始重视女方的道德品质和能力。
现代学者整理的文献中，发现明朝后期的江南文人著述里，开始越来越多地提及，妇人担负起了精神上的支持、道德上的鞭策，乃至实际出谋划策的作用。在王世贞、顾宪成、钱谦益等知名文人的记录中，这些上层文人家庭的妇女，经常处于主动地位，会向丈夫提出要求，鼓励乃至鞭策他们践行道德准则。
在传统的论述中，家庭内部应该是夫唱妇随，由丈夫对妻子进行教育、引导和约束。但这种模型的思路，并不是“教义”式的。不是说丈夫是上帝直接捏的，妻子不一样，所以就有神性上的区别。而是基于实用主义，出自“经验总结”，并通过典籍、圣王法令、先贤教诲等方式，传递下来。
人们认为，按照过去经验，绝大部分情况下，丈夫拥有更高的道德，或者说，丈夫比妇人更容易达到更高的道德水平。因此，丈夫应该教导妻子，对她进行管束和教育，让她的道德水平得以提升和保持。
至于阴下阳上这种，实际上是对这种“经验总结”的抽象化描述和提升，本身的说服力很有限。这种理论论述的合理性根基，依然是在于那个“经验”上。
在中原文明下，如果这个经验，在实践中一直被证明是真实的、实用的，那么人们就会继续保持这个模式。当然，如果大家都相信它是真的，或者都装作相信它是真的，那它也可以继续运转。（这个之前已经说过类似例子了）
但这个模式比宗教模式也脆弱的多。只要经验和现实不一致，就会受到影响。当大规模地出现和经验不同的情况，它也就实际崩溃了，无法进行纯粹的教义论证，来自我维持。
明朝后期这个情况，就是典型的例子。礼教依然还在，但上层文人家庭中，这种固定模式已经出现了瓦解，乃至反转的案例，而且在当时已经让大家见怪不怪。这种反经验的现象大量出现之后，“道德优势”也就无法再和性别、身份绑定了。
如果说上一段的例子证明，丈夫在家庭中的经济地位受到冲击，那这里的变化，说明道德礼教中的地位，也不是确定的。
而且，明朝后期也是个很特殊的时间段。江南文人在道德上不仅不能稳定占有优势，不少时候甚至处于弱势地位。董氏“好大言，少成事”的总结，对于这一时期的众多文人，是个无法回避的尴尬问题。
上层文人虽然没有生计问题，但由于所处地位更高，配偶的文化素养往往也更高，因此受到的冲击也并不小。
实际上，按照钱谦益等人的记录，江南上层妇女的道德水平和自我要求，甚至屡屡超过男性家人，能够反过来，对男性进行劝诫和督促。在需要坚定意志，进行斗争的时候，这些妇女有时比男性还果敢坚毅，乃至母亲教训儿子，妻子督促丈夫。在东林党的社交圈子里，这种女性比男性还硬气的情况，也并不是个例。
上层文人只能在道德上，对这些妇女进行让步，把她们看作道德上平等的友人，乃至视为需要学习的老师。因为他们也没办法回答，在现实表现不佳的情况下，如何、、维持优势地位的问题。包括钱谦益自己，最后都遭遇了这种道德窘境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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经济的发展，在改变话语权（哪怕是“沉默的话语权”）的同时，也会对文化本身造成影响。
当代研究者发现，在明清时期，妇女的形象和地位也在发生变化。对这一问题而言，影响的主要对象，不是底层男性劳动者，而是中下层文人。
按理说，中下层文人有总结、整理道德要求，建立和维护道德体系，并且进行教育与宣传的责任。这些人按理说是礼教的核心，但实际上情况却很复杂。
也是从明朝中后期开始，“悍妇”的形象开始在江南文人记录中频繁出现。晚明士人甚至控诉说“松（江）之悍妇，不能枚举”。
目前的研究，一般认为，这是妇女经济地位和收入提升所致。但综合之前看过的各种资料，我个人觉得，另一方面，也和江南文人，或者说知识群体，整体不断向下扩展有关。
因为当我们把视角投入社会下层，会发现完全不同于传统宣传的情况。
而随着教育和印刷等诸多领域的发展，明清时期，受教育门槛继续降低，知识阶层继续扩大，尤其在经济发达的江南地区，男性下层知识分子群体不断膨胀。
但中下层知识分子数量的增加，也意味着平均经济水平的下降。
从文化教育和文明整体的素质这方面来看，这无疑是个好事，说明教育更普及了。但经济水平的下降，意味着在家庭内部，优势也在下降。尤其是这一时期，妇女经济地位提升明显，让这种变化更加突出。
对大地主大富豪家庭出身的文人来说，纺织业和商业带来的这一点变化，对夫妻经济实力的对比，影响并不大，因为双方的经济来源，主要还是看产业，而不是自己的劳动能力。但对于占绝大多数的市民、小地主乃至自耕农出身的文人来说，妻子获得一个纺织业带来的工作收入，影响就非常明显了。
另一方面，我们在上文里已经叙述过了。在社会下层，礼教所倡导的状态虽然符合男性编户民的直接需求，但这些规则，尤其是经过中下层文人整理过的规则，在社会下层，最多也只是个缥缈的幻想。很多时候，人们自己都不认为，这种规则有遵守的必要。
而随着知识分子的阶层不断下移，他们即使自己不出身于这种下层环境，与下层环境的接触机会也会大幅度增加——大地主可以把农田经营完全交给手下，但连小地主，都经常无法脱产，需要维持“耕读”的生活。更靠近下层的知识分子，更是如此。
我们之前也论述过，很多时候，一个组织、一个学说，观念会不断变化。而这种变化，往往不是理论研究导致的发展和演替，而是单纯的组织成员变化，导致集体倾向和观念的变化。这种变化，是战汉时期儒家思想演变的动力之一，对于明清时期也一样适用。
道德地位的变化：
下层知识分子的遭遇，使得对妇女的要求和看法，发生了诸多矛盾。
一方面，大家纷纷感慨人心不古，对于家庭地位的变化深表痛心。这一时期，文人记录里，悍妇往往对丈夫毫无尊敬，动辄直呼其名，乃至指责谩骂。出入家门随心所欲，也不和丈夫家打招呼。丈夫想要管教，但悍妇认为“夫之无奈我何”。而从结果看，绝大部分时候，丈夫确实处于无可奈何的状态。
而且，我们还得注意一个情况，就是之前说的，和其他很多文明不同，中原的文化分层并不严重，而且一直在被教育普及的努力削弱。到科举时代，就更加彻底了。
出身下层的读书人，绝大部分一辈子也无法当大官，或者凭借科举身份，跃升为富裕地主。但在这个体系里，下层读书人和上层文人，虽然属于不同阶级，但看的是同一套教材，学习的是同一种文化，也没有位格上的区别。在这种环境下，文化与风气很容易进行跨越阶级的扩散。
到宋元明清时期，随着市井文化的日趋发达，这种现象尤其明显。小说、戏剧、音乐这种通俗文化作品，就是经典的例子。
江南才子在园林里看的《三国演义》，和西北农民从说书人嘴里听到的《三国演义》，乃至东北建州女真流行的《三国演义》，是一个文本；慈禧太后在故宫里听到的戏文，和一个普通村民听到的戏文，讲的也是同一个故事。
而且，因为中下层文人体量远远大于上层，这种扩散经常是自下而上的。
普通文人的妻子女儿之间，形成的风气，很容易就会向更上层扩散。明朝人记录说，哪怕是家境富裕、应该知书达理的人家，也经常有管不住悍妇的情况。有些悍妇干涉丈夫纳妾，宁可丈夫绝嗣也不肯松口。有些悍妇完全不尊重丈夫，自行处置妾室奴婢，乃至当着客人的面向丈夫示威。有些悍妇对丈夫的官职调任都表示不满，试图横加阻拦，甚至披着麻衣诅咒谩骂。
如果说之前那些，是下层文人因为妇女经济地位的提高，受到的冲击，这些现象则说明，哪怕有条件纳妾的富人，和现任的官员，一样避免不了这些问题。我们现在总结的理学的兴盛和对妇女的约束，可能只在不长的时间段发挥过作用。很快，就因为经济形势的变化，随之发生改变。
另外，特定时期，文人的状态和处境，也会对这种现象产生影响。
有个比较有意思的例子。明朝嘉靖年间，海宁县有许姓文人，沉迷书画，从来不过问家事。但许家并没有富到可以不考虑经济问题的时候，结果，维持家庭的重担，都落在许妻董氏身上。
董氏于是戏称自己是“健妇兼丈夫”，出入家门、经营产业，独自支撑起整个家庭。她给儿子解释说，虽然有妇人不能出阃的礼教要求，但自己的丈夫“多大言，少成事”，指望他养家属于想多。因此，自己的这些行为，也是完全合理的。后来董氏去世，许家族中的文人为她撰写墓志铭，把这些事情记了下来，没有为了丈夫的面子而加以避讳和掩饰。如此看来，董氏的儿子和丈夫的族人，也是认同她的说法的。
我们之前说过很多妇女选择独立支撑家庭，但那些主要都是寡妇。而这个例子里，我们发现，即使丈夫还活着，一些妇女也还是承担起了管理和支持家庭的责任。
而且，在明朝后期，江南的文人中，这种现象似乎还不是个例，甚至可以算得上常见。不少文人都过着“口不言钱镪，手不执筹算”的日子，家庭经济完全依靠妻子，甚至要依靠妻子动用嫁妆、变卖首饰，进行经营，才能维持生活。在文档和出土墓志铭上，经常有这类记载。
人们对于这种依靠妻子的情况，似乎已经司空见惯，并不为了丈夫权威而忌讳。对于这些操劳持家的妇女，也都是赞许态度，而不是批判她们违背礼教要求。
在这个过程中，妇女承担了更多责任，但作为对等，也获得了更高的地位和更多领域的开放。而借助这些更平等的权利和新开放的便利，妇女从事生产经营的效率又提高了。这种风气的变化，和经济地位的提升，看起来是相互促进的。
而当经济贡献和地位提高到一定程度之后，妇女在家庭中的地位，和夫妻之间的关系，也会跟着发生变化。而且影响范围，已经波及到上层文人家庭的妇女。
晚明时，江南文人的领袖人物之一钱谦益，记录了一对陈姓夫妻的事迹。在这个家庭中，丈夫的地位不是妻子的指导者，相反，是妻子在不断督促丈夫学习，要求他坚持学业，甚至在外人面前，也屡屡数落丈夫。然而在这个技术中，妻子不给丈夫面子的行为，同样没有受到批判，记叙者的态度十分平实。这种夫妻关系，似乎也是当时人可以理解的。
这个事情和之前几个例子一样，说明当时的人们已经接受妻子在合理的情况下，对丈夫进行批评。
虽然这个是儒家理论里允许的部分，但理论上，家庭里，妻子对丈夫应该是规劝。因为训斥是上级对下级，得他老妈才能训斥他。训斥被接受，意味着在地位上的让步，承认占有道德优势的一方可以无视身份，指正另一方。这种强调对等关系，而不是君臣夫妻身份差别的趋向，有点像早期儒家那种感觉了。
上层文人对妇女，开始强调“夫妇而朋友”的关系，不再只看是否顺从和对持家的贡献，而是开始重视女方的道德品质和能力。
现代学者整理的文献中，发现明朝后期的江南文人著述里，开始越来越多地提及，妇人担负起了精神上的支持、道德上的鞭策，乃至实际出谋划策的作用。在王世贞、顾宪成、钱谦益等知名文人的记录中，这些上层文人家庭的妇女，经常处于主动地位，会向丈夫提出要求，鼓励乃至鞭策他们践行道德准则。
在传统的论述中，家庭内部应该是夫唱妇随，由丈夫对妻子进行教育、引导和约束。但这种模型的思路，并不是“教义”式的。不是说丈夫是上帝直接捏的，妻子不一样，所以就有神性上的区别。而是基于实用主义，出自“经验总结”，并通过典籍、圣王法令、先贤教诲等方式，传递下来。
人们认为，按照过去经验，绝大部分情况下，丈夫拥有更高的道德，或者说，丈夫比妇人更容易达到更高的道德水平。因此，丈夫应该教导妻子，对她进行管束和教育，让她的道德水平得以提升和保持。
至于阴下阳上这种，实际上是对这种“经验总结”的抽象化描述和提升，本身的说服力很有限。这种理论论述的合理性根基，依然是在于那个“经验”上。
在中原文明下，如果这个经验，在实践中一直被证明是真实的、实用的，那么人们就会继续保持这个模式。当然，如果大家都相信它是真的，或者都装作相信它是真的，那它也可以继续运转。（这个之前已经说过类似例子了）
但这个模式比宗教模式也脆弱的多。只要经验和现实不一致，就会受到影响。当大规模地出现和经验不同的情况，它也就实际崩溃了，无法进行纯粹的教义论证，来自我维持。
明朝后期这个情况，就是典型的例子。礼教依然还在，但上层文人家庭中，这种固定模式已经出现了瓦解，乃至反转的案例，而且在当时已经让大家见怪不怪。这种反经验的现象大量出现之后，“道德优势”也就无法再和性别、身份绑定了。
如果说上一段的例子证明，丈夫在家庭中的经济地位受到冲击，那这里的变化，说明道德礼教中的地位，也不是确定的。
而且，明朝后期也是个很特殊的时间段。江南文人在道德上不仅不能稳定占有优势，不少时候甚至处于弱势地位。董氏“好大言，少成事”的总结，对于这一时期的众多文人，是个无法回避的尴尬问题。
上层文人虽然没有生计问题，但由于所处地位更高，配偶的文化素养往往也更高，因此受到的冲击也并不小。
实际上，按照钱谦益等人的记录，江南上层妇女的道德水平和自我要求，甚至屡屡超过男性家人，能够反过来，对男性进行劝诫和督促。在需要坚定意志，进行斗争的时候，这些妇女有时比男性还果敢坚毅，乃至母亲教训儿子，妻子督促丈夫。在东林党的社交圈子里，这种女性比男性还硬气的情况，也并不是个例。
上层文人只能在道德上，对这些妇女进行让步，把她们看作道德上平等的友人，乃至视为需要学习的老师。因为他们也没办法回答，在现实表现不佳的情况下，如何、、维持优势地位的问题。包括钱谦益自己，最后都遭遇了这种道德窘境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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