第一百七十一章 人权与民主
周王朝虽然沿用了前代的各种成果，但他也面临着新的情况。
一个通过战争夺取天下的政权，必须解释两个问题：我为什么可以取代别人，别人为什么不能取代我。
前者如果不能很好回答，就会导致大家怀念前朝，自己的合法性也会下降。后者如果不能很好回答，就会导致其他人也纷纷效仿，让自己处于危险境地。
所以，周公又引入了德的概念，引入了民意，用来更改之前的法理规则。
商朝时，合法性是通过天授权给大王和贵族的，而西周这时，是天授权给天子，天子再授权给朝廷。周公在此基础上增加了一个设定，声称天授权的过程中，是根据君主的德行来判断的。而君主德行最直接的体现，就是善待和保护民众。
通过“以德配天”和“敬天保民”，周公给合法性的获取加上了限制条件，以此来解释周王室合法性的来源，和垄断这个合法性的理由。同时，这个说法，也比“我就是太阳神的后代所以我就是王”要更能适应现实。
毕竟，虽然讲故事很重要，但一切理论，最后还是需要落实到现实中的。如果在现实中不能得到验证，那合法性就会逐渐流失。时间长了，也就没人信了。
周王室夺取天下，稳固统治，依靠的是国人阶层的武力支持。这种论述让国人能获得更大的权利，得到了国人的认可，所以，周王室的合法性也得以加强，真正成了天下接受的正统，周公的礼制，也成了今后的样板。
但另一方面，周王朝的对外战争，却一直不怎么理想。在这方面，他的表现居然还不如商朝，开国之后没几代，就开始频繁丧师失地。蛮夷越来越活跃，主动进攻中原各国。周天子不但不能阻止，反而时不时自己带头违背规则，侵害国人，干涉诸侯，让天下人颇为不满。
靠合法性论述，是不能把蛮夷说跑的，因此，周王室的神性与合法性，也开始遭到了质疑。
而周王室权威的快速衰落，和重新频繁起来的战争，让王室的神性快速丧失的同时，也让他们这套制度里，合法性的来源——天，一同受到了损失。
在周公的时代，“天”的形象还是参考其他神灵，是个有意志、有感情、会施加赏善罚恶的人格神，众人还像商朝一样，还是心怀敬畏的。
到了春秋的时候，孔子已经基本不提天的人格方面。相反，在讲解“革命”的时候，他反复强调，不是天主导革命，而是革命者主导革命。天只是作为背景和规则，用来供人学习参考。
等到战国时，荀子这样的大儒，干脆直接说天就是个工具，对祂毫无神灵应有的尊敬了。
而另一方面，人的位置也跟着发生了变化。
最早的时候，人只是天和神王管理的对象。
周公引入了“民”的概念，使得民意从天意之下脱离了出来，成了单独的概念。但此时，还是天决定是否授权给天子时，参考的一个绩效。
后来，天的神秘性和威慑力渐渐下降，春秋时候的一些先贤，开始更加强调民众的态度，认为民众的想法，是决定天想法的唯一标准。
等到战国秦汉，天的人格已经基本消失。天看到的就是人看到的，天喜欢的就是人喜欢的……祂不再具有自主的好恶，而是一切以人为本了。
到了汉儒的理论里，天已经变成了一个“显示器”。祂只会机械性地搜集民意，然后通过灾异、谶讳，显示出来。
因此，神权的授权方向已经改变了。到这个阶段，实质上已经是人授权给天，天授权给天子，天子再授权给朝廷了。
政教合一的努力，大家都在进行，只是进度不同。精灵们已经把宗教组织纳入了政权中，祭司们已经作为官僚的一部分存在。西洲人要稍微落后些，但不管教会自己，还是巴里希王国这种相对先进的地方，都已经在有意识地向这个方向努力。而中原人和他们最大的不同，在于人的定位。
从商末到如今，一千年的变化，让中原文明和其他人已经完全不同了。“天”是不是神，“天”的祭祀是多神教还是一神教，这些都是细枝末节的问题。最重要的，是人所处的位置。
人居于神之前，成为合法性的源头，是至今都独一无二的。钱程认为，这才是诸夏文明筚路蓝缕数千年，得到的最值得自豪的成果。
巴里希人可以学习汉朝的官制，可以模仿汉朝的军队，但在最根本的祭祀权上，他们是没法抄的。
因为西洲各国，都是基于神权构建的。只有汉朝，才是天下仅有的人权组织。
在神权国家里，人是没有意义的。那些所谓的人，只不过是神的家畜。说蛮夷不是人，其实都不是骂他，因为他在法理上，确实不是个真正的、中原式的“人”。
——人和动物的区别之一，就是人能够运用这套故事，组织起一个复杂的社会。如果在这套故事体系中，自己连人都不算，那还能在社会里取得人的地位么？还能叫完整的人么？
西洲人能不能摆脱神权？钱程觉得，或许可以，但这千八百年，肯定是没戏。
为了政教合一，中原的首领团结中央祭司，和地方祭司争斗；为了集中神权，大王又掉过头和中央祭司争斗；为了抬高人的定位，国人又和大王、公卿争斗……每一步都是完全不同的形势，完全不同的敌人，有些敌人甚至还是上一步里的盟友。每一步都完全成功，才走到了现在的样子。
西洲人要到这一步，还得多久？钱程不知道。西洲人就算花了时间，又能不能成功？钱程当然也不知道。
实际上，他之前就问过白芷和高仲等人，第一纪的其他文明有没有这方面的经验。人家告诉他，还真的没有。很多文明一直到终结，都没能突破第一步。有些还走了一半，又退回去了。
这其实也没什么不可接受的。纵观历史，失败本来就是最正常的情况。绝大多数时候，失败就是失败，不需要什么理由；成功了才是意外之喜，才需要理由。
巴里希使者觉得这话不太好听，但钱程讲了半天，他根本没听懂，也不知道怎么抗议，只好表示，自己还是不懂钱程说的什么意思。
钱程看起来已经有了预料，但还是略显失望。他想了想，告诉巴里希人，其实很简单。《春秋》里，只用了一句话：“民，神之主也”。
这就是个很简单的，谁是“主”的问题。
西洲这种性质的文明，他已经算是很了解了。哪怕在科技时代，“主”也是神相关的称呼，民众说自己是“主”，属于严重的僭越行为。但在中原，就可以这么说。
西洲各国，都是神主的文明，而汉朝是民主的文明。这两种文明的差距，不是一般的大。
可以说，人权与民主，是华夏文明的独特成就。当然，这大概也是废话，总不能指望迷信神灵的蛮夷，去理解这些概念吧？
钱程认为，指望西洲人自己摸索出来，是很虚无缥缈的事情。而且，如果自己没有能力去教别人，那也就罢了。有能力去教化，却还坐视别人受苦，属于恻隐之心缺失，是违背先贤孟子教诲的。
因此，钱程指出，作为最先进的民主政体，帮助西洲各国实现民主，是汉朝的职责。今后，官府要进一步加大投入，推动西洲人权与民主事业的发展。
虽然道路毫无疑问会有曲折，但这是人类的进步方向。所以他奉劝巴里希王国，不要妄图对抗。说了这么多，其实就是这个意思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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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个通过战争夺取天下的政权，必须解释两个问题：我为什么可以取代别人，别人为什么不能取代我。
前者如果不能很好回答，就会导致大家怀念前朝，自己的合法性也会下降。后者如果不能很好回答，就会导致其他人也纷纷效仿，让自己处于危险境地。
所以，周公又引入了德的概念，引入了民意，用来更改之前的法理规则。
商朝时，合法性是通过天授权给大王和贵族的，而西周这时，是天授权给天子，天子再授权给朝廷。周公在此基础上增加了一个设定，声称天授权的过程中，是根据君主的德行来判断的。而君主德行最直接的体现，就是善待和保护民众。
通过“以德配天”和“敬天保民”，周公给合法性的获取加上了限制条件，以此来解释周王室合法性的来源，和垄断这个合法性的理由。同时，这个说法，也比“我就是太阳神的后代所以我就是王”要更能适应现实。
毕竟，虽然讲故事很重要，但一切理论，最后还是需要落实到现实中的。如果在现实中不能得到验证，那合法性就会逐渐流失。时间长了，也就没人信了。
周王室夺取天下，稳固统治，依靠的是国人阶层的武力支持。这种论述让国人能获得更大的权利，得到了国人的认可，所以，周王室的合法性也得以加强，真正成了天下接受的正统，周公的礼制，也成了今后的样板。
但另一方面，周王朝的对外战争，却一直不怎么理想。在这方面，他的表现居然还不如商朝，开国之后没几代，就开始频繁丧师失地。蛮夷越来越活跃，主动进攻中原各国。周天子不但不能阻止，反而时不时自己带头违背规则，侵害国人，干涉诸侯，让天下人颇为不满。
靠合法性论述，是不能把蛮夷说跑的，因此，周王室的神性与合法性，也开始遭到了质疑。
而周王室权威的快速衰落，和重新频繁起来的战争，让王室的神性快速丧失的同时，也让他们这套制度里，合法性的来源——天，一同受到了损失。
在周公的时代，“天”的形象还是参考其他神灵，是个有意志、有感情、会施加赏善罚恶的人格神，众人还像商朝一样，还是心怀敬畏的。
到了春秋的时候，孔子已经基本不提天的人格方面。相反，在讲解“革命”的时候，他反复强调，不是天主导革命，而是革命者主导革命。天只是作为背景和规则，用来供人学习参考。
等到战国时，荀子这样的大儒，干脆直接说天就是个工具，对祂毫无神灵应有的尊敬了。
而另一方面，人的位置也跟着发生了变化。
最早的时候，人只是天和神王管理的对象。
周公引入了“民”的概念，使得民意从天意之下脱离了出来，成了单独的概念。但此时，还是天决定是否授权给天子时，参考的一个绩效。
后来，天的神秘性和威慑力渐渐下降，春秋时候的一些先贤，开始更加强调民众的态度，认为民众的想法，是决定天想法的唯一标准。
等到战国秦汉，天的人格已经基本消失。天看到的就是人看到的，天喜欢的就是人喜欢的……祂不再具有自主的好恶，而是一切以人为本了。
到了汉儒的理论里，天已经变成了一个“显示器”。祂只会机械性地搜集民意，然后通过灾异、谶讳，显示出来。
因此，神权的授权方向已经改变了。到这个阶段，实质上已经是人授权给天，天授权给天子，天子再授权给朝廷了。
政教合一的努力，大家都在进行，只是进度不同。精灵们已经把宗教组织纳入了政权中，祭司们已经作为官僚的一部分存在。西洲人要稍微落后些，但不管教会自己，还是巴里希王国这种相对先进的地方，都已经在有意识地向这个方向努力。而中原人和他们最大的不同，在于人的定位。
从商末到如今，一千年的变化，让中原文明和其他人已经完全不同了。“天”是不是神，“天”的祭祀是多神教还是一神教，这些都是细枝末节的问题。最重要的，是人所处的位置。
人居于神之前，成为合法性的源头，是至今都独一无二的。钱程认为，这才是诸夏文明筚路蓝缕数千年，得到的最值得自豪的成果。
巴里希人可以学习汉朝的官制，可以模仿汉朝的军队，但在最根本的祭祀权上，他们是没法抄的。
因为西洲各国，都是基于神权构建的。只有汉朝，才是天下仅有的人权组织。
在神权国家里，人是没有意义的。那些所谓的人，只不过是神的家畜。说蛮夷不是人，其实都不是骂他，因为他在法理上，确实不是个真正的、中原式的“人”。
——人和动物的区别之一，就是人能够运用这套故事，组织起一个复杂的社会。如果在这套故事体系中，自己连人都不算，那还能在社会里取得人的地位么？还能叫完整的人么？
西洲人能不能摆脱神权？钱程觉得，或许可以，但这千八百年，肯定是没戏。
为了政教合一，中原的首领团结中央祭司，和地方祭司争斗；为了集中神权，大王又掉过头和中央祭司争斗；为了抬高人的定位，国人又和大王、公卿争斗……每一步都是完全不同的形势，完全不同的敌人，有些敌人甚至还是上一步里的盟友。每一步都完全成功，才走到了现在的样子。
西洲人要到这一步，还得多久？钱程不知道。西洲人就算花了时间，又能不能成功？钱程当然也不知道。
实际上，他之前就问过白芷和高仲等人，第一纪的其他文明有没有这方面的经验。人家告诉他，还真的没有。很多文明一直到终结，都没能突破第一步。有些还走了一半，又退回去了。
这其实也没什么不可接受的。纵观历史，失败本来就是最正常的情况。绝大多数时候，失败就是失败，不需要什么理由；成功了才是意外之喜，才需要理由。
巴里希使者觉得这话不太好听，但钱程讲了半天，他根本没听懂，也不知道怎么抗议，只好表示，自己还是不懂钱程说的什么意思。
钱程看起来已经有了预料，但还是略显失望。他想了想，告诉巴里希人，其实很简单。《春秋》里，只用了一句话：“民，神之主也”。
这就是个很简单的，谁是“主”的问题。
西洲这种性质的文明，他已经算是很了解了。哪怕在科技时代，“主”也是神相关的称呼，民众说自己是“主”，属于严重的僭越行为。但在中原，就可以这么说。
西洲各国，都是神主的文明，而汉朝是民主的文明。这两种文明的差距，不是一般的大。
可以说，人权与民主，是华夏文明的独特成就。当然，这大概也是废话，总不能指望迷信神灵的蛮夷，去理解这些概念吧？
钱程认为，指望西洲人自己摸索出来，是很虚无缥缈的事情。而且，如果自己没有能力去教别人，那也就罢了。有能力去教化，却还坐视别人受苦，属于恻隐之心缺失，是违背先贤孟子教诲的。
因此，钱程指出，作为最先进的民主政体，帮助西洲各国实现民主，是汉朝的职责。今后，官府要进一步加大投入，推动西洲人权与民主事业的发展。
虽然道路毫无疑问会有曲折，但这是人类的进步方向。所以他奉劝巴里希王国，不要妄图对抗。说了这么多，其实就是这个意思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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